《枫林》林风眠
靠近他
纯粹是偶然，我跨进了精神病医院。
带着得病的学生往三楼做各种检查，首先撞见的是一个铁门和铁门里歪歪扭扭晃动的人影，他们穿着红白相间的竖条纹裤子。立即往下走。问了护士，只得原路返回，路没走错。使劲地敲门，出来一个医生开了锁，我们进去后，她又把门锁上了。于是我和那群穿竖条纹裤子的人暂处一室，本能的警觉使我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可是他们似乎对攻击别人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自说自话。
学生在小房间里接受检查，我坐在走廊的一条长凳上。冬日的阳光穿过玻璃，明晃晃地泻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窗外是热闹的街市。有一瞬间我甚至感到这里并不是医院，然而这不过是假想。有人用拳头制造了一个麦克风深情地演唱，身躯难看地扭动；有人一直望向远方，目光呆滞，像一具没有灵魂的雕塑。突然“歌手”凑上前来，问我；“我唱得好听吗？”我先是诧异后是惊恐接着是石头般的沉默。他不知不觉过来了，把“歌手”拉到旁边并说：“不要跟她说话，她很怕我们，因为我们都穿着红裤子。”
他只不过十七八岁，脸上的皮肤黝黑粗糙，眼珠很黑。他刚才一直在离我三步远的地面散步。说了这话之后，他看了我一眼，便带着“歌手”在离我四米远的地方停下。他们俩好象很熟，歌手说自己的父母是农民接着开始模仿耕地的动作，他说农民有什么不好自己种的菜才不会有污染，他还说他俩都是性情中人自己从“歌手”那儿学到很多东西。
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朝向我；我在沉默，眼睛也一直向着他。突然我觉得我和他像两种不同的动物，站在一张无形的铁丝网的左右两侧相互观望相互猜测，彼此既紧张对峙又渴望靠近。这时一只苍蝇不怕严寒凭借娇小的身体穿越铁门在我们之间飞舞，和它共舞的是风。对苍蝇来说我和他的距离只有四米，对我来说，这四米却是万里长城一辈子也走不完。
学生出来后坐在我旁边，“歌手”又大声地问：“你是不是怀孕了？”马上学生大声哭泣：“你们这些神经病！”他平静地问：“谁是神经病？”这时坐在东面长凳上的两个玩指甲的人同时说：“我们都是。住在这个医院里的都是。”“那只不过是他们给我们冠上的称号。”“她受到了很多伤害，你们别随便跟她说话”，我终于不在沉默。“有我们那么多吗？”他是指自己和歌手。他又用眼睛瞟了我们一眼，并让“歌手”向学生道歉。“歌手”向我们鞠了一个躬，又自顾自地唱歌。“你要好好配合医生才好得快，”说完他静静站在窗口。
回来后，有好几天我一直处于悲哀当中，悲哀于心灵的不可渗透。或许正是沟通的无望，那个男孩精神的原野才长满噬啮人的毒草必须借助医生的手才能拔除。他是个温和的病人，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平静。回想起读大学时有一次去同学的家乡，在路上看到一家精神病医院。四周是高大的围墙，围墙内是阴暗的房子。听到一阵怪异的尖叫声从窗口发出，抬头看到几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和几张扭曲的面孔，我们跑得很快想远远抛掉这一幕。他和她们有区别吗？医生会说当然有，病情的程度不同，可是都被贴上了 “精神病人”的标签。有了这个标签，我和他之间四米的距离就变得像万里长城，而我又实在没有苍蝇的无畏。
对这个特殊群体的任何敌视和歧视既不会遭来人们的流言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人们会说他们杀人不用坐牢我们当然可以用石子砸他们。歧视和躲避是顺理成章的，而尊重和靠近则是匪夷所思让人惊恐万分的。我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一直坐在长凳上，不多说一句话不多迈一步路。
心理医生说精神病人往往在遭受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后才得病。没有人能够缓解和慰藉这样的伤痛，别人不能自己也不能。其实我们都知道倾听和沟通是缓解心理压力最初的有效的手段，可是倾听和沟通是如此的艰难，隔着一层皮肉，大家都是毫不相干的。契可夫有一篇小说《苦恼》描述的是马车夫姚纳因为上星期儿子死了十分苦恼，可是无论是去寻欢作乐的乘客还是和他一同住在车店的年轻的车夫都不肯倾听他的苦恼，于是姚纳对着朝夕相处的母马诉说。契可夫说“这苦恼是巨大的，没有边际的。要是姚纳的胸膛裂开，从中流出苦恼，那么，这苦恼像是会把整个世界都淹没的，但是这苦恼却偏偏不被人看见。这苦恼装进了这样一个渺小的躯壳里，甚至白天举起了火把都看不见……”。能和你享受快乐的未必是你的朋友，但能倾听你苦恼的必定是你的朋友，这样说来，姚纳唯一的朋友遍是这匹马了。可是倘若这故事是真实的，会不会有善良的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积极的新闻工作者大肆喧哗，于是姚纳失去了对马说话的自由，最终被不可遏制的苦恼击倒……。
曾经被这样的苦恼击倒的人便开始说一种别人无法听懂的语言。父亲的一位朋友文革时受到很大的迫害，他的妻子出现精神疾病。印象中的她始终是喃喃自语，坐在门口的矮凳上织毛衣。
尽管我一直努力说服自己做个乐观主义者，可是并不容易。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像钢筋水泥筑成的大厦坚不可摧，甚至恋人之间也是如此。有的人忘了心灵是可以对话的他们只用嘴巴对话。更多的时候人们太珍爱自己娇嫩的心，可惜越保护越脆弱。我想我是属于后者。其实那男孩一开口便吸引了我，因为他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理。事实上在我跟他的对峙中他一直处于上风。他的言行展露了他的敏感深沉和彬彬有礼，我的言行则暴露了我的多疑怯懦。我无法突破世俗的禁忌靠近他跟他说话，然而我也快乐不起来。自卫是人的本能，可惜在挂出自卫招牌的瞬间也就失去了心灵相互感染所带来的快乐了。
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拍了一部《对她说》的电影。两个男人贝尔诺和马科的女友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变成了植物人。贝尔诺每天对着女友说话说了四年。女友醒过来了，可他死了。马科觉得他很怪异,在外出游历时他的女友死了，他感到难过也得到解脱。从医学上说植物人对外界无任何反应，那么贝尔诺的行为就显得不正常了。他的解释是她听得见只是说不出来。贝尔诺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诚意和勇气而我们都像马科无辜软弱。可是他早死，这是否是一个悲观的隐喻。
在一个话语泛滥的时代，说话并不倚赖诚意。在一个利益纷争的时代，倾听是不能双赢的多余。可是我们幸福吗？
2005年2月
后记：学生家族有精神病史，且她曾遭受我无法想象的童年，后来她逃离这家医院，现在生活安定。他的弟弟由于她的事辍学在家，大约一年后，自杀身亡，估计只有十八岁。
《天鹅》送给文中无名男孩。
